中國古代的喪葬禮儀主要是由《周禮》來確立的，歷代雖然有變化有損益，但基本內容和方式沒有大的改動。到魏晉之后，我國有一段較長時期相對穩定的繁榮期，尤其是唐朝的建立，結束了長達四百余年的社會混亂局面。初唐的兩位君主唐高祖和唐太宗都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們出于保持李唐江山的穩定發展的目的，極力推行“法治”和“禮制”并重的治國方針，如在法治方面，制訂了《唐律》，禮治方面則有《貞觀新禮》，后來的唐玄宗也制訂了《大唐開元禮》，值得注意的是法制和禮制中都有關于殯葬的詳細規定，有的甚至特別嚴厲，實為繼《周禮》之后我國歷史上再次通過國家力量使得喪葬禮儀達到了全面“制式化”的高度，加上它的基本精神依舊是儒家的孝道和忠道，因此對后世制定喪葬禮儀規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朝滅亡，五胡亂華，中國再次進入了大割據時代。由于這種連年動蕩不安的國家形勢，普通百姓連基本的生活也處于極端困苦的狀態，許多珍貴的文獻、書籍也毀于兵火，遑論厚葬，更不用說祭祀禮儀的流傳了。

宋代建立，國家進入了較為穩定發展的階段，同時由于國家對文官采取了相對寬松的管理方式，歷朝的文獻整理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資治通鑒》、《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全唐文》等幾部大型圖書的編輯成功，很能說明這點，正是在這種寬松的政治環境下，許多文人都能靜心研究歷代流傳下來的經典文獻，其中當然不乏儒家經典著作;及至南宋，更是產生了象朱熹(1130—1200)這樣的一代儒宗，他在探究儒學的基礎上，創建了既源自儒學，又有別于儒學的一個門類——理學，其中不少關于喪葬理論的論著，這些理論，突出地表現在《朱子家禮》一書之中。

朱熹作為我國最著名的理學家，建立的學說理論對后世影響很深，可說是繼孔子之后中國思想史上又一座里程碑。一生著作甚多，而《朱子家禮》一書，就是朱熹在理學方面影響范圍最廣、接受人群最多的著作。《朱子家禮》分《通禮》、《冠禮》、《昏禮》、《喪禮》、《祭禮》五卷，涉及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生至死，無所不包。它上承儒學經典著作《三禮》，下繼二程，打破了自古以來“禮不下庶人”之等級森嚴的非正常現象，受到廣大百姓的普遍贊同，同時也為明、清時期的朝廷和文人共同普及推廣儒家喪葬理論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至今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禮制生活，就與這些努力不無密切關系。

朱熹在《朱子家禮》中將喪葬分成了許多步驟，僅安葬之前就有初終(病人一斷氣稱作初終)、沐浴、襲、奠、為位、飯含、靈座、魂吊、銘旌、小斂、大殮、成服、朝夕哭奠、上食、吊、奠、賻、聞喪、奔喪等步驟，這些步驟是需要分成若干天而完成的，其中第一天所做的事有沐浴、襲(意思是助喪者陳列好別人送來的物品)、奠(祭奠)、為位(設立停放尸體的床，并用席子、被褥、枕頭鋪好，第一步放置大帶、黑衣、袍襖、汗衫、袴襪、勒帛、裹肚之類于其上，然后帶進室外帷帳之內，再放置浴床的西邊，移尸其上，病時所穿衣服及內衣全部脫掉，換上新衣，但未著頭巾、黑衣、鞋子)、飯含(即往死者口內放置不易腐爛的物品，以免死者嘴巴由于水分揮發而產生凹陷，影響面部美觀，早期是放飯，發展到后來則是放置玉器之類的物品)、設置靈座、制作魂吊、銘旌等物品，第二天是小殮(即為死者穿好頭天沒有穿上的頭巾、黑衣、鞋子)，第三天才是大殮(即將死者放入棺木)，而且每一個步驟施行過程中都要有喪屬在一旁陪哭。朱熹在設計了如此多的步驟之后，緊接著對每一步驟作了詳盡的說明，如此繁苛的要求為晚清民國年間的殯葬改革提供了無限空間。

元朝建立后，雖說比較注意吸收漢文化，但由于是少數民族，喪俗與漢族的有較大差異，時間也不算長，因此在喪俗方面，基本沒有顯現出融合的潮流。

進入明朝，由于開國皇帝朱元璋自幼經歷過諸多磨難，因此即位之后對父母極為講求“孝”，曾親擬祭文，下令作為范本在全國推行使用，全文如下(轉引自《中國風俗通史•明代卷》)：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闔門眷屬，告于高曾祖考妣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撙節飲食。或憂近于水火，或恐傷于蚊蟲，或懼罹于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之所以為報。茲者節屆春夏秋冬天氣，將溫熱涼寒，追感昔時，不勝永奠。謹備酒肴羹飯，奉闔門眷屬以獻。尚饗!”

在朱元璋親制祭文的行為影響下，明朝對喪葬祭等禮儀特別重視，當皇帝或皇后初喪，每座寺廟都要敲鐘三萬次，此外又曾令著名謀臣朱升撰寫《齋戒文》，佛教色彩較為濃厚，大意是：在祭祀齋戒中，齋戒者在祭祀天地、祖先及其他神明前數日(通常是三日)停止食用葷食(用蒜、韭、蔥等香辛料烹制的菜肴，并非禁止吃肉)，停止飲酒，停止性生活。不僅如此，還對齋戒者的行為規則做出了規范：“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居外舍(即到專門的齋戒住宿場所居住)，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音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嚴畏謹慎，茍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這種齋戒在當代大陸已不多見，但在海外華人圈中還有保留。

由于朝廷的重視，有些文人開始撰寫解釋喪葬禮儀的通俗讀本，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江西新建人程登吉(署名西昌程登吉)撰著的《幼學瓊林》，該書初名《幼學須知》，或名《成語考》，到了清代有個名叫鄒圣脈的在原文基礎上做了大量的増補、注釋工作，最后定名《幼學故事瓊林》(明•程登吉著，清•鄒圣脈增補，宋欣、薛洪等注解，《蒙學全書》)。

《幼學故事瓊林》甫出，即受到普通老百姓的熱烈歡迎，在舊時的鄉塾中大肆流行，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內容豐富，知識面廣，諸如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藝、鳥獸花木、神話傳說等等，無所不包，幾乎囊括了過去人們日常生活中較常用的知識與詞匯，象一部微型百科辭書。第二、形式上采用對偶句式，句子有四言、五言、七言等，一般都文字簡練，對仗工整，讀起來瑯瑯上口，易學易懂易記，可說是繼《朱子家禮》之后最受歡迎的一部啟蒙讀物，至今仍有部分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雖然目不識丁，但對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了如指掌，各類禮儀程式脫口可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幼學故事瓊林》的廣泛流行。

中國在進入近現代社會之后，喪葬禮儀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過程。1918年11月23日，著名文化人士胡適的母親逝世，為了提倡新文化，胡適在辦理母親的喪事期間在幾個環節作了一次嘗試性的改革，如簡化了訃文，刪除了舊式訃文中“不孝XX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妣”等之類的虛套，不僅不接受親友贈送的冥器，自己也不購買此類物品，只接受香與挽聯之類的物品，不請和尚、道士。

對于這次改革，胡適本人在總結這次辦理喪事的經驗時說：“當從兩方面下手。一方面應該把古禮遺下的種種虛偽儀式刪除干凈，一方面應該把后世加入的種種野蠻迷信的儀式刪除干凈。這兩方面破壞工夫做到了，方才可以有一種進于人情，適合于現代生活的喪禮。”(轉引自周吉平著《北京殯葬史話》，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09頁)由于胡適是社會知名人士，這種行為對脫胎于延續了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之后的民國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得風氣之先者，紛紛效仿，有的則一仍舊式，有的則不古不今，舊式長袍與西裝革履混雜一處，對這類現象胡適也頗覺無奈，認為“乃是一種沒有道理的大雜湊。”(見周吉平著《北京殯葬史話》)。

胡適的喪葬改革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環節：

1.改革訃告，刪除了不少的虛文客套;

2.不接受紙質冥器;

3.不要和尚道士;

4.不按照《朱子家禮》強調的要求那樣每一步驟的實施都要有喪屬在一旁陪哭，而是“哀至即哭”;

5.改革祭禮，這個祭禮不是安葬之后的祭禮，而是出殯之前的祭禮，用今天的眼光看來也就是吊唁之禮，胡適對它的改革是這樣敘述的：“本族公祭儀節：(族人親自做禮生)序立。就位。參靈。三鞠躬。三獻。讀祭文。(祭禮中列來祭的人名，故不可少。)辭靈。禮成。親戚公祭，我不要親戚‘送祭’。我把要來祭的親戚邀在一塊，公祭主祭者一人，贊禮二人，余人陪祭，一概不請外人作禮生，不用‘三獻禮’。向來可分七八天的祭，改了新禮，十五分鐘就完了。儀節如下：序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分列就位。參靈。三鞠躬。讀祭祭文。辭靈。禮成。謝奠。”

6.簡化出殯;

7.簡化點主;

8.不用陰陽先生，也就是說不請風水先生選墓地;

9.服喪：只穿五個月零十幾天的喪服。

無論如何，胡適的喪葬改革是在封建土壤十分肥沃的基礎上進行的一次嘗試，是一次革除了較多封建迷信因素的喪事，雖然不徹底，當然也無法做到徹底，盡管屬于個人行為，但這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還是值得贊賞的。

10年之后的1928年，時任禮制服章審訂委員會及大學院長的蔡元培和內政部長薛篤弼鑒于各地喪俗的紛繁復雜，不利新式喪俗的形成，為改變這種現象，遂制訂了《喪禮草案》，全文如下：

一、報喪。

死者歿后，家屬通知親友，或用訃帖，或登報。

二、親殮。

1、告殮，喪主行告殮禮，向死者行三鞠躬禮。2、陳殮具。3、入殮。4、蓋棺。5、喪主向靈前行三鞠躬禮，親友向靈前行一鞠躬禮。喪主謝襄殮者行一鞠躬禮。禮成。

三、受吊。

來賓至靈前行三鞠躬禮。行禮時奏哀樂。禮畢，喪主致謝行一鞠躬禮。

四、祭式。

1、序立。2、奏哀樂。3、主祭者就位。4、參靈，向靈前行三鞠躬禮。5、獻祭品(限鮮花、酒果等)，奏樂。6、讀祭文。7、辭靈，向靈前行一鞠躬禮。8、奏哀樂，禮成。

五、別靈。

甲、來賓辭靈禮：1、就位。2、奏哀樂。3、向靈前行三鞠躬禮。禮畢，喪主致謝行一鞠躬禮。

乙、喪主辭靈禮：1、就位。2、奏哀樂。3、向靈前行三鞠躬禮。

六、出殯。

銘旌在前，次挽聯、花圈，次樂隊，次像亭，次送殯者，次喪主，次靈柩。(挽聯、花圈、樂隊、像亭等，不用者聽。)

七、葬儀。

甲、喪主行告窆禮：1、就位。2、奏哀樂。3、讀告窆文。4、行三鞠躬禮。

乙、喪主祭墓禮：1、就位。2、奏哀樂。3、向墓前行三鞠躬禮。

丙、送葬者參墓禮：同上。禮畢，喪主致謝行三鞠躬禮。

附則：

殮服：禮服或軍服。附身以衾為限，不得用金玉、珍玩等物。

喪服：白衣、白冠。

一、舊俗所用僧道建醮，一切紙扎冥器，龍杠銜牌及旗鑼傘扇等，一概廢除。

二、紀念死者可用遺像，載名生卒年月及年歲等。如用神主，題主舊禮應即廢除。

三、喪事從儉，奠儀、挽聯、挽幛、賻儀、花圈等為限。此外，如錫箔、紙燭、紙盤、冥器等物，一概廢除。

這份《喪禮草案》公布后，獲得社會的較大認同。從胡適葬母改革始到蔡元培草擬的《喪禮草案》，其核心精神都在破除封建的迷信，減化繁雜的喪葬禮儀過程，節約財力物力人力，這代表了中國現代殯葬改革的方向。但同時也應注意的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喪葬陋俗并非一朝一夕通過幾部禮制規范就能夠革除的，其主要原因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對喪家起到實質性的約束，如此而言，那陋俗的革除就很難說能夠取得實質性效果了!

中國數千年殯葬禮儀史上最大的一次變革，應該說起始于20世紀40年代。1944年夏天，中共中央警衛團一位普通戰士張思德在安塞縣燒炭時，炭窯突然崩塌，他因搶救戰友而不幸犧牲，年僅29歲。毛澤東對相關負責人指示道：要將張思德的遺體運回延安棺葬，要辦得有意義，但又不能浪費。1944年9月8日下午，“追悼張思德同志大會”準時開始。會場前面的土臺上擺滿了花圈，毛澤東也要警衛員以他的名義扎了一個花圈，并親筆寫了“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聯，放在最顯眼的位置。追悼會開始，毛澤東獻上花圈，并向張思德同志的靈柩和遺像三鞠躬，接著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

毛澤東通過這次追悼會，明確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生死觀，并講了一段對中國傳統喪葬禮儀具有決定性變革的話：“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毛澤東選集•為人民服務》，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1969年6月安徽第六次印刷第906頁)這段話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殯葬樣式與禮儀的改革方向。毛澤東親自參加一位普通戰士追悼會的意義還不僅僅在于這一點，還有著殯葬禮儀改革史上的重大意義。應該說，“追悼會”式的葬禮形式與以住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不同之處在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以對逝者的政治評價為核心。

不過，在中國近現代改革喪葬禮儀的過程中，又出現了另一種“科學主義”的論調，總有一些人固執地認為喪、殯、葬、祭耗費錢財、人力、土地資源，所以要盡量壓縮以至于無。科學主義還宣稱：“喪”、“殯”、“葬”“祭”過程中的一些悼念活動皆是迷信，是一種無價值的純粹浪費，要盡快消滅，如此想法是非常錯誤的。如果這樣做，將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的道德基礎產生毀滅性的打擊。以筆者之淺見，人是一種會死的生物，生與死是人生的兩極，死亡是人之最恐懼的對象、最痛苦的結局。殯葬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要承擔起減輕人類這種恐懼與痛苦的任務，達到生者與逝者、人與“神”的和諧。人類之永恒的企盼是：讓個我的生命永存。歷史上為何會出現種種豐富的葬式葬儀，從根本上而言，就是人類希望能讓自己的生活在“陰間”永遠繼續下去，無論是土葬、水葬、天葬，還是樹葬、火葬、二次葬，等等，都寄托著人們永生的企盼。人類文明與文化傳統的精華——哲學與宗教則提供了人們達到永生的觀念基礎，如中國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說;中國道家的“生死齊一”之論;佛教的“西方極樂”之言;基督教的“天國”之求，等等。人類若能夠達到超越死亡之境，就真正實現了人與自我的和諧，所以，企圖減省甚至消滅悼念及祭祀逝者的活動，是不符合人性與人道的。比如，殯葬業內廣泛存在的一種做法：盡快完成殯葬流程，以獲取更豐厚的利潤。現代工商社會是一個講求效率的社會，追求的是單位時間內盡可能大的利潤;表現在殯葬行業，也就是追求更快地完成對尸體的殯與葬的處理過程，達到利潤的最大化。這種觀念與做法皆沒有意識到殯葬業與任何一個行業皆有本質上的不同，是一種特殊的生命傳承的事業，其中蘊含著逝者、親屬、社會三者復雜的互動過程。過短、過快的殯葬流程實在是沒有考慮到喪親者哀傷過程是有一定階段的，是需要相當時間來撫平哀傷心理的。一般而言，遺屬的哀傷情緒若沒有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充分地釋放出來的話，就會郁結成心理與精神之病，典型的例子是一些喪親者辦完喪事后，便完全沒有了生存的欲望，成為“心如死灰”者，甚至自殺去追隨逝者，釀成個人生命與社會的悲劇。中國傳統社會倡導三年之喪，后變革為一年或三個月喪期的安排，等等，不要視為完全不合理，實際上是非常人道的安排。所以，殯葬業要尊重逝者親屬哀傷心理撫慰的規律，科學及合理地安排喪葬流程，努力去適應親屬寄托哀思的精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