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殯葬方式是社會道德的反映。社會道德水平如何，殯葬方式是最好的窗口。道德是法的淘汰，法是道德的最后防御，道德和法都是國家意志或社會意識的反映。當社會普遍把隆喪厚葬或某一種喪葬方式視為道德時，人們就會推崇它、仿效它甚至極端化。道德決定殯葬方式，殯葬方式反過來為道德的昌盛推波助瀾。因此，殯葬方式的改革應從道德的角度去考慮。古人有“終追遠慎”之說，其實更有人借助隆喪厚喪以圖“孝”名。“孝”為中國歷來治國之本；“孝”的標準到了更換的時候了。世移時易，當西方人普遍以“人道主義”為立德原則時，我們的“重死輕生”殯葬道德原則可以休矣。簡喪薄葬、捐獻遺體(器官)的阻力就是“重死輕生”的衍生物。

 

    再次，殯葬方式是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反映。如果說生產方式是生產力的話，那么生活方式就是生產關系的反映。中國有句老話叫“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一方水土”就是地理條件，不同的地理條件決定著人們不同的謀生方式。謀生方式決定著生產力發展的方向，也決定著生產關系發展的方向。中西(東西)殯葬文化之不同與中西謀生方式之不同有著極大的關系，西方農業落后而海運業商業發達；中國(東方)農業發達而海運、商業落后，由此東西方產生了不同的大文化及殯葬子文化。其實中國有著漫長的海岸線，為什么海運業、商業不發達呢?關鍵是中國農業能夠做到自足自給，正是這一原因導致了大一統的中央政府的政策導向。盡管中國現今政府施行改革開放政策，生產方式產生了重大改變，但是由于生產關系改革滯后，。人們的生活方式變化仍然不太大，因此對傳統的殯葬觀念觸動不大，同時政府在殯葬方面立法遲緩，行動乏力，即國家干預跟不上也有一定的關系。從社會心理角度看，我們的輿論倡導也跟不上。政策、法規是殯改的硬杠桿，而殯葬改革的社會機制則主要靠生活方式的變改才能從根本上形成。現今中國城市殯改已從尸體處理到骨灰保存上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主要得益于生活方式的提高以及科學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