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患了絕癥并且確實救治無望的病人，要不要把真相告訴他?這是醫生以及病人的親屬首先會遇到的問題。

　　在多數情況下，人們采取的是隱瞞和欺騙的策略，并輔以空洞的鼓勵。本書作者山崎章郎一開始也是這樣做的。這在一定程度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病人自己也往往害怕知道真相，不肯接受近在眼前的死亡。但是，隨著病情實際上的惡化，病人必然會對專門給他準備的虛假的說明產生懷疑，并且終于完全不相信。最后，一個沒有人相信的謊言橫在病人和世界之間，阻礙著真實的交流，籠罩在病人四周的這種虛偽的氛圍每每把病人逼入至深的孤獨之中。事情的確古怪：一個人要死了，周圍的人都知道這件事和討論著這件事，唯有當事人被排除在了外面。一個不能不問的問題：那個即將死亡的人究竟是誰?山崎章郎確實不斷地向自己問了這個問題，他終于得出結論：病人有權知道與自己的生命有關的重要信息，有權決定怎樣度過生命最后的時光。在被告知了真相以后，病人誠然會感到絕望，但這種絕望要比那種因為被欺騙然后又識破欺騙所感到的絕望好得多，他至少可以由于受到信任而產生出自己面對死亡的尊嚴感和勇氣，并且有可能在坦誠的氣氛中與醫生和家人進行正面的交流了。

　　面對患了絕癥的垂死病人，醫生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要不要盡一切努力來延長其生命，哪怕只是延長一分一秒?現代醫學對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它也確實擁有這方面的手段。然而，經歷過許多給臨終病人做復蘇術場面的山崎章郎越來越確信這種做法的無意義，他甚至批評說，這是在對一個全無意志的軀體進行迫害，把患者與家人之間最富有人性的死別時刻變成了醫務人員一展雄風的戰場，侵犯了瀕死者的最后的尊嚴。復蘇術只是一種極端的情形，擴大開來說，就是人們至今仍在爭論的安樂死問題。當絕癥患者生命的延續只成了無法解除的持續痛苦之時，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是否允許使用醫學手段幫助他提前結束生命?山崎章郎沒有直接討論這個問題，不過他的原則是清楚的，就是主張每個人在擁有做人的尊嚴的情況下去迎接死亡。事實上，醫學應該也能夠替癌癥末期病人做的最好的事情恰恰是盡量替他們解除疼痛，而不是讓他們在疼痛的折磨中盡量茍延殘喘。

　　很顯然，山崎章郎關心的問題圍繞著一個中心，就是當醫學對于絕癥末期患者在救治上確實已經無能為力之時，如何使患者獲得臨終的尊嚴。當死亡仍有可能抵御之時，醫生和患者自己當然應該與死亡搏斗，而當死亡已經明顯地不可抵御之時，就應該停止這個搏斗，共同來面對死亡。在這種情形下，患者自己的任務是怎樣以尊嚴的方式度過生命的最后時光，醫生的任務是為此創造條件：包括肉體上的解除疼痛和心理上的克服恐懼，這就是臨終關懷的要義。然而，要把立場從救治轉變到臨終關懷上來，不是單靠醫生改變認識就能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必須改變現有的醫療體制。山崎章郎原著的書名是《在醫院死亡》，他在書中反復申述的論點是：現有的一般醫院根本不是適合于人們迎接死亡的地方。一般醫院的醫療體系是為救治而設的，它的全部忙碌都是圍繞著那些可以治愈、至少可以活著走出醫院的病人，那些無法救治、注定要死在醫院里的末期病人就往往被打入了冷宮。

　　因此，有必要為這樣的病人專門設置安寧病房或安寧醫院，其唯一的任務就是臨終關懷。在山崎章郎以及給了他啟示的柯波拉·羅絲看來，更為可取的選擇是居家死，讓病人在臨終前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中，在親人的愛護下走向安息。在過去的時代，居家死曾經是常規，現代醫學把這個常規打破得如此徹底，使得相反的情形成了常規。現在，也許是到回歸傳統的時候了。

　　(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最后的尊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