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宗 仁

　　作者簡介：熊宗仁，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常務理事、貴州省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貴州大學專門史碩士生導師、貴州民族學院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院長。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貴州省首批省管專家。

　　殯者，死者入殮后停靈(停柩)以待葬;葬者，掩埋尸體。從人死到殯到葬到守孝，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定制或習慣，既有實質性內容，也注重形式，故謂之殯葬。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中，無疑包含著殯葬文化。對傳統的揚棄，是殯葬文化繼承與創新的永恒命題。對殯葬歷史的了解可提供對當代殯葬改革的啟示與未來發展走勢的預期。

　　一、中國殯葬的起源

　　了解殯葬的起源，是進行殯葬改革思維縱深的切入點。

　　當人類還處于蒙昧時代的初期時，受思維能力低下所限，在意識上還不可能尋求自己和自然界的關系以及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的聯系，對人的生老病死也是困惑不解，不能形成靈魂與喪葬的觀念。故《孟子·滕文公上》曰：“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這種棄尸于野的作法，只能說明原始人模糊觀念中已有生與死的界限。自原始人產生靈魂的觀念，并從自己的夢境和意念中認為靈魂不死，又由此發展為鬼魂觀念;死人的鬼魂比活人的靈魂更有力量，更能禍福人類。基于這種認識，便產生了對死人的崇拜，即鬼魂崇拜，于是，一套送鬼魂和安葬死者的禮儀就應運而生。從無意識地處理和埋葬死者到有意識地安葬死者，而后形成的喪俗，其間經歷了約十幾萬年乃至幾十萬年的過程。我國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中的甕棺均留有一個小孔，這個小孔便是當時的人們用來供死者靈魂出入的孔道。

　　我國至遲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便出現了喪葬禮俗。1933年北京周口店山頂洞遺址中，考古學家發現了墓葬的遺存，是一處以二次合葬為形式的公共墓地，反映了氏族成員一視同仁的血親關系和一律平等的地位。在老年男子、中青年婦女尸骨的周圍撒有赤鐵礦粉末，身上佩帶有用獸牙、蚌殼和魚骨做成的骨墜、鉆孔的獸齒、石珠等裝飾品以及燧石石器等物。從人類文化學的資料來看，在死者身上或身旁撒赤鐵礦粉，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常見的喪葬儀式之一。紅色象征鮮血，而血又是生命的來源和靈魂的寄身之所。在尸體及其周圍撒赤鐵礦粉，表示給死者以新的血液，賦予新的生命，或者表示他并沒有死，只是長眠罷了;或者說是希望死去的同伴能夠復生;或者希望死去的同伴的靈魂到另一個世界也能夠繼續生存下去。也有學者認野獸害怕紅色，是為了防止野獸對死者的侵害。至于放隨葬品，是希望他們在另一個世界也過上人間一樣的生活。而隨葬品的多少，是死者在氏族中的身份地位和生者對他尊崇愛戴程度的反映。

　　二、墓地制度的起源

　　古時“墳”和“墓”是有區別的，墳高而墓平。即“筑土為墳，穴地為墓”。再有“冢”也是墳墓，是高而大的墳墓。“壙”是墓穴。“塋”是墓地。

　　墓地制度源于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居室葬”。當時，人們一般居住在自然洞穴中，這樣的洞穴也成為死者的墓地。我國最早的墓地發現于北京周口店山頂洞。北京猿人將洞穴上層當作生者的居室，下層為死者的墓地。臺灣10個土著民族中有8個在20世紀初葉還盛行這種古代的墓地制度。如泰雅族在人死時，一般即在室內自己睡床底下掘穴仰臥深埋;若父母喪世，埋葬畢，留在身邊的子女就要放棄原屋，另擇新地蓋房居住，表示把舊屋讓給父母居住。

　　把墓地選擇在人類居住的洞穴或屋內，既反映了遠古人類感情上不愿離開死者，并設法保護死者的尸體免遭自然力的破壞與野獸啃嚙的觀念;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原始人的深層意識，即害怕死者的靈魂出來干擾危害生者，于是極力地討好死者。

　　墓地有一個從居室葬發展為氏族公共墓地，演化為家族墓群再演變為個人墓地的過程。當今的公墓，正是人們生前社會群體生活在死后的再現。

　　三、葬式、葬禮

　　中國歷代的葬法有土葬、火葬、天葬(鳥葬)、樹葬(掛于樹上)、野葬(棄野)、甕棺葬、懸棺葬、巖棺葬、洞葬、水葬、海葬、衣冠葬等等。

　　夏代的人“事鬼敬神”，其靈魂不滅的觀念反映在厚葬的盛行;商代人“先鬼而后禮”，殷商的人生活在一個充滿宗教期望與陰森恐懼的鬼神世界里。據統計，殷墟出土的卜問鬼神的甲骨達十多萬片;其祭祀對象之廣泛、名目之繁多、活動之頻繁和儀式之隆重，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商代是我國古代厚葬的第一次高潮。以商代第23代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墓為例，該墓發現有殉人16位、殉狗6只，出土青銅器468件(不含109個小銅泡)、700多件玉器、560多件骨角器、63件石器、47件寶石制品、11件陶器、15件蝦器、3件象牙器皿以及2件殘片和近7000件海貝等物。包括了禮器、樂器、兵器和眾多的生活用品。

　　周朝時代，人們“敬鬼神而遠之”。其重民輕天、敬鬼神而遠之的觀念，反映在喪葬中，殉、祭奴隸和隨葬青銅器與商代相比，都呈減少趨勢。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遷和王室權力的下移，人們的意識形態發生了較大變化，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思想家對人死后有無靈魂產生了懷疑。在“神”與“民”的關系上，要求擺脫神主人事的狀況，主張“民”脫離神的擺布，成為“神之主”。

　　至戰國時期，中國隆重而繁瑣的喪葬程序即已基本具備，如儒家最為重視的“三年之喪”，已具一整套儀式。而自有喪葬禮儀開始便產生的等級禮制規定日益森嚴。

　　東漢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促成了大家族墓地的興起，一直影響到后代。

　　四、墳丘和“陵”的興起

　　春秋以前我國除東南地區外，一般都采取“墓而不墳”的埋葬形式。但至春秋時期，東南地區流行的封土為墳的埋葬形式已深深影響到中原廣大地區，并被廣泛采用。如《禮記·檀弓上》載，孔子葬其父母以后說：“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于是，這種墓上封積泥土、隆而為丘的墳墓形式自春秋時期開始在各地流行起來了。#p#分頁標題#e#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社會變革時代，傳統的地下墓室即使宏大、隨葬品豐厚，人們還是很難了解死者的身份地位，當然也無法達到封建統治者以此確立封建等級制的政治目的。而墳丘墓都通過“高大若山”、“樹之若林”的形式向世人一覽無遺地展示了死者的身份和地位，成為社會等級的標志。當然，由于當時戰亂頻繁，百姓四方流徙，為了便于尋覓親人埋葬之處，自然采用了易于識別的“封土為墳”的葬制。故唐代孔穎達認為：“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識也。今既東西南北，不但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

　　春秋以前的史料都稱墓葬為“墓”，指的是置尸所在，并非就是后人觀念中的掩埋著尸體的“一抔黃土”。從宋人所編的《汗簡》一書中，可見“墓”字的初文構形，像手持尸棄諸草莽之形。到戰國時期，由于普遍用土筑墳堆，才通稱“墳墓”、“丘墓”或“冢墓”。

　　“墳”原是指高土堆，后隨墳丘墓的興起，故人們將“墓”上面高出地面的那堆封土也稱作“墳”，緣于形似之故。戰國前“墳”和“墓”有別，之后才混為一談，統稱“墳墓”。

　　君王的墳墓稱為“陵”，始于戰國中期，其意在言其高大雄偉。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五《陵》中述道：“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

　　五、棺槨制度與俑的出現

　　春秋戰國時期，棺槨仍然存在嚴格的等級制，且呈現越來越考究、精致的趨勢。棺槨本是作為地上居室的象征而出現的。

　　俑為古代喪葬中用以隨葬的偶人。大約起源于商周時期。它是人殉制度演變的產物。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束成人形，故稱“芻靈”。

　　俑的出現是社會進步的產物。它取代的是被殉葬的奴隸或是“從死或葬”的妻妾、近臣和待臣。有陶俑、木俑、泥塑俑。秦兵馬俑為典型。

　　六、喪服、服喪原則、居喪制度

　　喪服制度的核心內容是“五服”，稱之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種服制。《儀禮·喪服》中所描述的宗親喪服系統和喪服制度是一個嚴密的、有機的、完整的組織結構和制度，它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杰作。五種基本服制在經過種種變化以后，可以化為23種服制，實行于138種場合，其精密程度可謂無與倫比。

　　在儒家士大夫的眼里，貴賤親疏的分別是服喪的根本原則和理論基礎。《禮記·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居喪，或稱丁憂，或稱守喪、值喪，是人們為了表達對死者的哀悼之情而產生的一種習俗，涉及飲食、居處、哭泣、容體、言語、衣服、喪期等。中國原始社會以來的守喪習俗經過儒家的這一番加工改造，形成了一套標準化、系統化和等級化的喪葬儀禮制度，即居喪制度，它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此外，旌幡即旌旗畫幡，又稱旌銘或銘旌，為死者出殯時靈柩前張舉的一種旗幡，上面一般寫有死者姓名、官銜，有的繪有畫;入葬時再覆在棺材上，其長度為2米余，正好與棺材的長度相當。除彰明貴賤之外，亦有導引死者的靈魂上天之意。

　　七、風水觀念的興起

　　秦漢時期風水觀念的興起，主要體現在葬地和葬日的擇選上。東漢時，人們還把死者墓地好壞與生者的貧富貴賤、吉兇禍福聯系在一起，民間已具備了比較濃厚的風水觀念，并且出現了專門用于卜選喪葬吉日的專著——《葬歷》。相傳郭璞為風水的鼻祖。

　　郭璞(276—324年)，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屬山西省)人。他不僅是文學家、訓古學家，更被推崇為神仙家、術數家、風水宗師。《南史·張裕傳》載，郭璞的母親死了，他選擇了一塊離水僅百步遠的地葬其母。有人認為墓地離水太近了會淹墓。但郭璞預測水會退去。后來果然沙土上覆，墓周圍幾十里都成桑田。自此后，人皆以為神。《葬書》一卷，傳為郭璞所撰。考璞本傳，載璞從河東郭公受《青囊中書》9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不言其嘗著《葬書》。《唐志》有《葬書地脈經》一卷、《葬書五陰》一卷，均不言為璞所作。《葬書》雖不為郭璞所作，但仍不失為中國古代相墓術的經典之作。該書內容雖不足2000字，但文字精煉，涉及面廣。《葬書》說;“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又說：“父母子孫本同一氣，互相感召如受鬼福，故天下名墓在在有之。蓋真龍發跡，迢迢百里或數十里結為一穴，及至穴前，則峰巒矗擁，眾水環繞，疊嶂層層，獻奇于后，龍脈抱衛，砂水翕聚，形穴既就則山川之靈秀，造化之精英凝結融合于其中矣。茍盜其精英，竊其靈秀，以父母遺骨藏于融會之地，由是子孫之心寄托于此。因其心之所寄，遂能與之感通，以致福于將來也。”從而把死者與生者、人世間的幸福與葬地的優劣相對應，加重了相墓術的迷信色彩。在這一理論的影響下，相墓術久為流行，并成為中國民間喪葬中的重要習俗、久盛不衰。

　　明清時期，為我國風水迷信泛濫成災的時期。

　　這一時期，帝王對陵墓所在地的選擇，可謂是墓地堪輿術使用的最高典范。如明太祖登極后，就曾向劉基、徐達、常遇春、湯和征詢對陵址的意見，并約定時間召集這四人磋商。連同朱元璋共五人，各先用低條將墓址寫好，到時各自從袖筒中掏出來一對，結果不約而同地寫著“獨龍阜玩珠峰”這個地點。而明成祖對風水術也非常偏好，不僅派許多風水先生考察，自己也親自踏勘，相得昌平黃土山，遂改名天壽山。此后，明諸帝均以這塊群山環抱、如拱似屏、中央平坦寬闊、水土豐厚的風水寶地作結穴之處。這便是今日的十三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有不惜重金購求龍脈真穴，有千方百計搶奪風水寶地者。直至今日，許多人選擇墓地均要依風水先生之說行事。#p#分頁標題#e#

　　風水對于建筑學來說，并非全是迷信。而對墓地的選擇不過是對生者的安慰與追求富貴的寄托。

　　八、墓志和陵墓石的起源

　　墓志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并定型的一種重要隨葬品。其文繁簡不一，少者十數，多者數千。其形制受到墓磚銘、墓碑等器物的影響。其內容包括三個方面：(1)對死者姓名、籍貫、生卒年月、官職履歷、譜系等追敘;(2)對死者生平事跡，才能品行的敘述和頌贊;(3)以及被稱作“銘”的韻文，用來表達哀悼和稱頌。此后，墓志大行于世，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種主要的墓中銘文。銘文具有史料與文化價值。

　　魏晉南北朝時期，陵墓石刻制度已形成。大多以石獸、石柱、石碑組成，多寡不一。而后世歷朝歷代的陵墓石刻亦在此基礎上發展變化。

　　九、喪事奢簡

　　秦漢時代開創的喪葬奢靡之風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相對儉薄，而至隋唐宋元明清諸代，又漸趨奢靡。人們的思想觀念與社會經濟狀況是其奢簡的深層次動因。

　　曹魏的統治者曹操和曹丕父子是三國時期薄葬的先導和楷模。作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在中國喪葬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操是東漢末年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許劭評論他是“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他曾對社會流弊進行改革，厚葬惡習便是他改革的重點。建安十年，他平定冀州后，馬上下令革除厚葬，一之于法，并嚴禁墓前立碑。他自己以身作則，率先薄葬。他生前選定墓地，并確定基本格局，詔告天下;“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曹操死前遺詔：“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遂古……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戌者，不得離部。”有司各率乃職。僉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結果葬事均按其遺愿辦理。文帝曹丕遵其父志，無所增加。他選擇都城洛陽首陽山東麓作為陵地，并留下終制說;“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規定：“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為寢殿，造園林，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他明令喪事一切從簡。其手下大臣紛紛效仿。太常韓暨臨終遺言：“生之益于民，死猶不害于民”的主張，實屬可貴可嘉。

　　蜀漢先主劉備有節葬短喪的遺詔，實行薄葬之制。名相諸葛亮身行薄葬，遺命“冢足容棺，僉以時服，不須器物。”

　　厚葬之風始于隋唐。唐代帝王奉行厚葬，此風迅速風靡全國。

　　而明清時期喪葬中奢靡之風始于封建帝王，其主要表現是陵墓的建造。封建帝王妄想在死后把生前驕奢淫逸的生活帶到陰曹地府，對陵墓的建造不惜一切。如明萬歷帝的定陵，耗銀800萬兩，而明定陵出土的隨葬品數千件，且多為罕世珍寶。明代北京的十三陵，皆系厚葬的典范。

　　清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慈禧太后的棺材成型后，先用100匹高麗布纏裹襯墊，再漆飾49次，且每次油漆的工序都有不同的名目。至于陵墓中的隨葬品，其數目之龐大、質量之精巧，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慈禧的尸體深埋在珍珠、金銀、翡翠、瑪瑙之中，多是清代工藝品的典型代表作，約值白銀億兩。可惜在1928年被孫殿英部將清東陵中的乾隆、慈禧等墓中財寶盜竊一空。

　　十、三教合一的死亡觀

　　五代十國時期，統治階級極力推進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從而促進了封建迷信的泛濫。

　　佛教經歷了盛唐的鼎盛時期以后，開始由高峰向下衰落，不得不在“內而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中尋找生路。不講理論、修行簡捷的禪宗和凈土宗成為佛教諸宗的主流，誦佛念經、超度亡靈等神學迷信逐漸取代了對佛學理論的探討研究，使佛教進一步世俗化、中國化，在各地廣泛流行。這種重視現世利益且又簡捷易行的佛教，以取得天堂入場券的廉價許諾和超度亡靈的花言巧語博取了人們的信任，神學迷霧到處彌漫。

　　道教進入了宋代以后，也更加世俗化。佛道結合的內丹修養成為道教的主流。與此同時，內丹和符箓開始出現融合的趨勢。宋代符箓派道教強調祈福禳災、驅鬼降妖，借助天之神靈而達到個人目的。這種思想與方法，因宋代民族矛盾不斷上升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視。于是，一個與地上的封建政權相呼應的以玉皇大帝為至尊，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等文武大臣為輔佐、機構齊全、等級分明的道教群仙圖已經完整地描繪出來。

　　這一時期的世俗迷信得到空前發展。燒紙錢超度等鬼神迷信幾乎普及到每一個家庭。北宋仁宗皇帝駕崩，遺詔到洛陽，城中軍民以至婦孺，朝夕東向號泣，紙煙蔽空。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之前。整個社會浸沉在系統化、合法化的星占、卜筮、風水迷信之中。

　　在佛道二教的影響、浸染下，中國人的死后觀念已經形成了完整體系，具體表現在唐代以來流行的“死后十王審判”的信仰中。閻羅王為管理地獄的魔王，傳說他屬下有十八判官，分管十八地獄。唐宋以來流行的“死后十王審判”的信仰已揉合了儒家慎終追遠的孝道觀、佛教的輪回因果報應觀和民間道教的鬼神觀。

　　這種三教合一的死后觀，在民間喪葬習俗中得到充分體現。如宋代人認為，死后如不作佛事，每日則要在地獄中受盡種種苦難，遭獰鬼的鞭訊折磨，無法超生投胎為人。而如果請僧人看誦《金剛經》，“經文資薦”，可免遭磨難，投生為人。

　　宋代是我國火葬最為盛行的時期。元代施耐庵的《水滸傳》第26回《偷骨殖何九叔送喪，供人頭武大郎設祭》中有一段火葬的描述，反映的正是宋代火葬的習俗。對于骨灰的處理，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一是焚尸后，將骨灰放入木盒或陶罐，然后埋入墓中。

　　二是尸體火化后，將骨灰存放于寺院或漏澤園中，也有的存放于家中，逢節祭奠。

　　三是焚尸后將骨灰棄于野外或水中。棄之水中又分兩種：一是放入“撒骨池”，二是直接投入江河湖海。

　　上述三種方式，在當今都仍在使用。

　　十一、人鬼相雜的民間喪儀#p#分頁標題#e#

　　明清至民國時期中國的民間喪儀，與儒家注重倫理等級的喪葬禮儀相比，則具有人鬼相雜的特征。它一方面充滿著人情味，另一方面又帶有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對親人的死亡，儒家認為孝子應該盡哀，而民間都把老人的喪葬當作一件大喜事，認為老人在世享盡了子孫之福，他的升天值得后人慶喜。因此“白喜事”與“紅喜事”相映成趣。婚嫁尚紅，喪葬從白。婚禮喪禮都應辦得熱鬧。

　　明代官、民的喪葬均染上了奢侈風尚。辦喪事擺譜兒，大肆鋪張，講求棺槨衣衾，酒肉筵宴、廣設冥具，出錢演戲等等不僅京師蔚為風氣，荒郊僻鄉的農民也染上此習。厚葬之風，從地下轉到地上，追求“觀美”之效果。

　　十二、中國殯葬史對于當代殯葬改革的啟示

　　中國殯葬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把傳統文化分為生的文化和死的文化兩部分，那么殯葬文化的研究便可與其他研究生的文化平分秋色了。

　　思考可以構成一座橋，讓我們通向新的境界。車爾尼雪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思索吧，思索能引人入勝”。

　　讓我們通過思索中國殯葬歷史這座橋，走近殯葬的現實和構建未來。

　　中國當代殯葬習俗以及殯葬業的現狀至少有以下方面受到殯葬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

　　1、人們對長輩養育之恩的回報和對親人的懷念，深受儒家孝道觀的影響，尋找心寧的安寧與滿足或者顯富貴、極觀美。

　　2、人們對生死認識的局限，即認為靈魂不死的觀念、靈魂與鬼神作崇并影響生者的觀念，直接影響當代人的喪葬習俗和對鬼魂的恐懼。

　　3、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現代化趨勢與人們思想觀念的滯后、甚至在封建迷信中徘徊。臆想死者在另一個世界的生活也能與時俱進。各種冥物的現代象征意義即是明證。

　　4、統治者或社會主流思想的提倡引導示范，是民間殯葬習俗形成的源頭，是人世間等級制度與富貴貧賤在殯葬中的折射。即便是海天園這樣的殯葬改革典范，也有傳統的尊卑貴賤在墓地上的體現。當然，殯葬也是現實的反映，現實中的一切無不在這里折射出來。

　　5、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生死觀把儒家的孝道觀、佛家因果輪回和道家的鬼神觀結合為殯葬中的繁文縟節和厚葬奢靡之風，弘揚厚養薄葬，慎終追遠的孝道，摒棄因果報應的影響，破除鬼神迷信觀念，倡導科學的生死觀，是殯葬改革的社會思想觀念前提。在這方面我們的宣傳工作顯然是不力的。

　　6、墓地與耕地、宅地的矛盾。在古代地廣人稀的時代，墓地與耕地和宅地之間似乎不存在什么矛盾。但隨著人口增長亮起紅燈、敲響警鐘;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城市用地和基礎設施用地與日俱增。中國人用世界耕地面積的不足1///13，卻養活了超過世界人口的1///5。死人與活人爭地的矛盾也隨之凸現。隨著人們經濟文化需求的增加，“厚養薄葬”的傳統美德也演變為“厚養厚葬”。在一些地方，死者的墳墓占地越來越大，形式越來越龐大和考究，造價越來越高。如以每平方計算，陰宅的價格大大地超過的陽宅，這已成為普遍的現象。在殯葬過程中，大操大辦，興師動眾并非彰顯死者，而是生者的自我炫耀。

　　魏文帝曹丕的名言：“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對于殯葬業的改革，可謂畫龍點睛之筆，如何藏，即如何葬，葬之無形，為藏之最佳者。對死者尸體的處理，從土葬改為火葬，是一大進步，但是火化之后骨灰要存放，一些火葬場骨灰樓已有“爆棚”之勢，而按照傳統的“入土為安”觀點，存放之后又要埋葬、起墳置墓立碑，一連串的事兒與矛盾來了。海葬，將骨灰撒到大海碧波之中，處理徹底了，真正藏之無形了。而另一種樹葬、花葬，將骨灰作為樹木鮮花的肥料，豈不應了“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崇高境界了嗎!

　　7、殯葬業如何實現以人為本，替喪家著想，是值得深思的。

　　如何體現薄葬節簡的原則，移風易俗，不僅是死者親屬的事，更是殯葬業改革的導向。真個“料理堪憂身后事，經營應笑世間人”。“到頭事業”、“結果文章”如何做，政府有關部門和殯葬業者當思之再三。這種創新、改革將對民間的殯葬習俗產生主導性的影響。

　　8、殯葬文化發展到今天，應當使之文化化。何謂文化化?泯滅對死亡與墓地的恐懼、使公墓公園化;把紅、白喜事在公園化的墓地中自然地交融為一道亮麗的風景;使公墓與愛國主義教育、傳統教育、社會公德、傳統美德、家庭美德教育、科普教育結合起來;倡導墓志文化，積淀人文精神與人生哲理;殯葬業是一個行業、一項產業，也應是文化事業或尚待培育的文化產業，是政府、企業家和社會各界都應予以關注的涉及物質層面、制度(習俗)層面到精神層面的文化。用今天的思想、今天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為后輩兒孫創造淡化生死、淡化貧富、淡化貴賤、凈化靈魂、美化生活的勝地名區——貴州貴陽海天園的思路、著名作家李寬定構建新的殯葬文化事業所昭示的方向。

　　9、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很高的國家，全國農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65以上，而西部城市化率低的地方農村人口仍占總人口的80以上。殯葬行業的改革如何由城市延伸和拉動農村，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大問題。實行殯葬改革，解決死人與活人爭地、死人拖累活人、殯葬過程中封建迷信與陳規陋習最頑固的堡壘在農村。“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句革命戰爭年代爭取農民投身革命的名言，在今天和今后的殯葬改革中依然閃耀著它的睿智之光。

　　10、殯葬改革的方向我以為應是：人文化(體現人文關懷、實現生者對死者心靈上的和諧)、文化化(墓園、公園、莊園、科普園、德育園……多園合一，為后世創造文物和文化勝地)、產業化(特殊的文化產業和服務行業)。它的運作模式應是政府主導(規劃、宣傳、法規制定、公共投入等)、企業運作(規范的市場競爭、人文化的優質服務、合理的利潤空間、創新的經營戰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公眾參與(專家學者的介入、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移風易俗、改革落后的殯葬觀，接受新的殯葬觀)。目前是政府有缺位，認識不到位，僅從限制土地、規范經營上有所作為;而企業的價值取向多以贏利為目的，而以文化創造為價值取向者極少。公眾是源頭、是市場，他們需求層次的高低，對決定殯葬改革的速度與力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市場導向決定企業產品的功能與質量。#p#分頁標題#e#

　　中國是殯葬文化最發達的國家，是財富也是累贅。吸收中國殯葬業的核心價值中合乎天理人倫的精華，拋棄其內容與形式中的封建迷信和奢侈靡費的糟粕，是剛剛起步的殯葬改革的最大難題。